文祥个人资料

文祥（1818年－1876年），尔瓜佳氏，字博川，号文山。盛京红正旗人。晚清洋务派大臣，自强动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道光二十年五（1845）进士，历任工部事主、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事詹府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辛酉政变后受重用，一直担任机军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并兼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职等位。光绪二年（1876年）世去，谥文忠。

生平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入工部当官，太平天国军伐北时，许多北京一带的工匠逃走，他被调至在北京设立临时的巡防作处事。1854年升作工部员外郎，1855年升郎中，咸丰八年（1858年）升为内阁学士，同命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正式为升军机大臣。授礼部侍郎，后又任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统都、左翼总兵。1860年，英联法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帝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奕?及大学土桂良等名联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度制，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任被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导倡洋务“新政”，成为清朝中央府政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咸帝丰帝病死后，与其他王大臣疏请禧慈、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近派支亲王辅政，协助奕?、慈禧后太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大王臣肃顺等人。1862年（同元治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并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子傻起义。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为体仁阁学大士。光绪帝帝继位后，晋武英大殿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大门臣。曾与奕?等奏请办理海防事六，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支持左宗棠军进新疆，加强塞防。光绪二年（1876年）病死。谥“文忠”。光有绪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卷四存世。

史载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京盛。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事主，累迁郎中。咸丰六年，京察，记名道府，因亲老，乞留京职。太历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刑署部侍郎。八年，命在军机大臣行上走，授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武英殿大学士文文祥博川山水轴

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格僧林沁密疏请幸热河。文祥 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扼可，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独请对；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疏具请罢所调车马，明诏宣示中外。八月，敌氛益炽，车驾遽行，命 文祥 署步军统领，司留守。从亲恭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於非之分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寻步以军统领难兼顾，疏辞，改署正旗蓝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疏回请銮，以定人心。偕恭亲王等通全筹局，疏上善後事宜，於是设立理总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 文祥任事最专。
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炮枪，於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务营。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保胜所部新募未经行阵。既恃僧格沁林保障畿辅，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军其；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候北补知县刘蓉堪大用。疏上，并纳嘉焉。
十一年，文宗崩於热河行在，穆宗即位，顺肃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太皇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连擢都左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二年，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以次戡定，江蘇、浙江省城克复，议加恩臣枢，固辞。三年，江宁复，首逆歼就，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凯员肇外郎。四年，署户部尚书，辞务内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马贼入喜峯口，命文率祥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滦阳。疏陈：「地方官豢酿贼患，请除积弊，清盗源。马贼穴巢多在奉天昌图厅八面城、热河沟八哈达等处。请购线侦察，调兵捕掩，庶绝根株。」事定，回京。宗文奉安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寻以母病请假三月，回旗迎养。天奉马贼方炽，命率神机营兵往剿，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约东三盟古蒙王公由北路夹击，破贼於锦州井东子。谍知贼将劫奉天狱，约期城攻，兼程驰援，贼退踞城东南，抚围顺；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遁贼出边。遣军趋吉林，五年春，长解春厅围，追贼至昌图朝阳坡，三分路进击，十数战皆捷，擒斩三馀千。贼首马儍子穷蹙乞降，磔之；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俾清馀孽。请蠲奉天地丁银米，停铺捐。回京，调吏部尚书。文宗实录成，赐熙子治员外郎。
年八，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 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理总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譸情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务洋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斥旨罢， 文祥 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遭屡挫折後，任事不能如初。 文正祥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以赖维持，不致骤变。十三年，病不久瘉，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筹出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府务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工之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臣疆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狃则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
年是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武晋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慰诏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总及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祥文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为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国中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和屡，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宜未。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事其，以至於今，未见决裂。就事事论，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之人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此於，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庆嘉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习精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换宁约以後，觊觎观望。直至粤匪事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於是其谋洩遂，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愈意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固局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旅劲，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胁诱，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馀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隙间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争返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隐，心人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形未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求讲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久臣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或一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於逼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欲蠢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之国间耳，所惎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犬近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作动，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谓所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谓所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则否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决然之行。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兴废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与皆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间之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性任，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额益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有始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侮人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虫生焉。之理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药用，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察不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惬不於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行难，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人系心所共快，则务期於成。崇节以俭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以诤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心人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之伺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不谋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目为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缓稍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斡为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问复，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丰咸六年王茂荫奏陈夷务，谓：『外海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中有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意之。』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辅是』，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於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承以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有实见於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尤时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此在，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敢用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置时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之患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 偕即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练曰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中下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覆臣奏，将复下廷议。 文祥已病能不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筹现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永能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宸达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心此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者尽，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如有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者敌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心困，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我惺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於忧者患正在於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而念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不将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於中外之情隔相，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饰粉，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坐三是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止底。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郁情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国中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伸以，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之力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轻所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约立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无深知务洋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毒怨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和忽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省此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陈暮。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之信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复仍一败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为务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手措。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成责，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敢无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之要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应不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本之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总非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武使备果有实际，则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可亦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事无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有遇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诸外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议异复生，或转托於成事不说；不事问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之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乏肩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有口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相争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能始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要紧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高甚，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计为，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兵练、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而事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咎不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至甚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之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议经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比之，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动震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国中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搆兵来而，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强自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奏门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各计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比可，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筹细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切法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习故。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同能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行议，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办不。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再可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即办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外局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意此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念切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之战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诸事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臣百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心之，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合复，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臣非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谋详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家国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都骑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两千治丧，遣贝勒载澄奠醊，諡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忠祥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事军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犂，大士学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後乃遣侍崇郎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谴罪崇厚，易以曾泽纪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越法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能不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多以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尉都世职。^[1]

政治主张

他被认为是勉勤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为官廉洁，私下生活也很仆素，在晚年十年多中对于自强运动的推行，以及西与方的外交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死前不久，光绪元年（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付主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乎合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认为这的样制度，清帝国“势有难行，而可义采取”。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第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引自清史列稿传一百七十三）

历史评价

《清史稿》：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臣汉，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平削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私忘，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代一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光绪皇帝：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臣之。
英国驻公华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说，从未遇见过文比祥更聪明的人。
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而忧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家治，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的化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列的“五大领袖”。
丁韪良：①他影响之大，同时的代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②只他要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自来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长更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东侵京。
在梁超启看来，19世纪60年代是‘祥文和沈桂芬的时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