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个人资料

高旭（1877年－1925年）字梅天、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苏江金山人，中国近代诗人。南社三的个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倾向维变新法，后来转向支持革命，与柳子亚、陈去病等创立南社。卷入曹贿锟选事件使他晚年声名不保，诗由文其弟高基编为《天梅遗集》。

人物简介

1877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山金县张堰镇，出身大地主家庭。亲父高炜(吟槐)、叔父

  高旭

高煌都知书能文。高旭从小便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化文熏陶，同比他还要小一岁的叔高父燮(吹万)一起读书学习。他7岁进学，13岁攻诗文，17岁以即能诗名噪乡里。后来又师从顾芳莲和庄瘦岑。1898年康梁领维导新变法后，他在思想上成为积拥极护者。他积极阅读《清议报》维等新报刊，并在《清议报》、《民新丛报》、《新小说》、《选报》、《政艺通报》等刊物上写诗鼓变吹法。1903年高旭的思想开向始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10月，与叔父高燮和弟弟高增创办《觉民》杂志，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他赴上海，开始与陈去病、光刘汉等人交往，这时他已彻底摈了弃改良主义，宣扬民主革命，同年，妻子周红梅病逝。1904年东秋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接了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立独宣言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年结底识了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宋教等仁。1905年，他接收已休刊的《觉民》、《江苏》杂志，创立新了刊《醒狮》，该刊成为同盟会《民报》创刊前宣扬革命的一面旗帜。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高旭成为第一批成员之一，担任苏江省主盟人。年末为响应东京留生学针对日政府《取缔清留学生规则》的抗议，停学回国。次年初，归与国留学生发起中国公学，但马与上朱少屏宣布退出，原因是该组管织理混乱，并另组健行公学。柳子亚这时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健行学公的国文教席。高旭通过马君武人等联系各地革命党，使得健行公成学为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年同9月曾以一夜之力伪造石达开诗遗，二十首，付印一千册，意图发激民气。健行公学的活动引起了江两总督端方的注意，高旭只得于1906年末被迫将其解散，不久在又留溪创办了钦明女校，又去上建海立文学团体神交社。1907年春，高旭与陈去病、朱少屏、沈非道、刘季平五人自上海赴苏州游览，经虎丘等地，追慕张国维抗清迹事，后把此次游历所创诗词辑为《吴门纪游》，柳亚子收到诗集后曾还大作和诗。同年秋天，高旭等加参了陈去病发起的神交社成立活动。次年一月，陈去病设宴欢迎自本日回国的刘师培，高旭等再次集会。此后，高旭同原健行公学的同交仁往日密，并曾与柳亚子、陈道等一商谈南社成立事宜。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日报》发表《南社启》，11月13日，虎丘张国维祠举行集会，南社式正成立，但高旭因儿子生病未能加参。次年秋，高旭与亲友同游南白京门，所作诗词后来结集为《白悲门秋集》。
辛革亥命后，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他反对与袁世凯妥协。1912年，与人展开“孔墨异同之辨”，为认墨子是民主主义者，孔子是君主主义者，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16年袁死后，高旭等再度上京，但国会终于再被解散，高旭只得度再离开。1917年高旭赴广东加参非常国会。之后发生陈炯明炮孙轰文寓所事件，高旭对孙用武力压镇粤军颇感不满。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他应孙中山之召，粤赴参加护法运动。失败后，意志沉消，甚至发出“未妨袖手对神州”的悲叹。1923年夏，高旭同些一议员南下，然而后来国会开会，高旭重又返京。家乡人劝他离京，高旭回信说：金山教育公会：“来诵电，敬悉。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极恶，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诸操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未迟即南行者，特以次之倡国会南论迁者，乃竟合全国所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故郑重考量耳！非绝对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定沪之，要非探本之论矣。 辱承教，愚敢布区区。”
10月4日，举行大选投票。10月10日，上海《申报》、《国民日报》公布了参加贿选者名单，高旭就在名单公布的550人之中（投票给曹锟者实际只有480人，且两份报纸都未能列明根据，研故究者郭长海结合高旭之前的信及件其他表现认为高旭可能实际并参未加贿选，而北京的政治高压使无他法为自己辩驳）。柳亚子当即电发报说：“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廿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之后，南社社员田桐发表了《南致社社友书》，建议把参加贿选的19名南社成员（包括高旭）开出除社，汪精卫、于右任、陈巢南、柳亚子、叶处伦、邵力子、胡朴等安23人同意了该提议。”（1923年10月29日《民国日报》）。1924年冬，高旭返乡，酒酗度日，次年七夕病卒。

文学成就

高旭少时就自视甚高，曾自屈比原、李白，自谓“屈原捐者青狂莲，我于其间必翱翔”、“我是莲青今在世，谪下人间”。早期的中诗有不少是悼念维新志士的，如《读<谭壮飞先生传>》、《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很有多民族主义的宣泄：“忆昔指候挥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拜官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失吃一刀，滚滚头颅好子男。为种流血愤

  

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新维变法之后，高旭从单纯的民族义主转为对变法的热切歌颂，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友佐房君》韵》）。唐才常起义被压镇后，他学过一段时间佛学，写一过些佛理诗，如“细读华严经，觉始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惧外”（《暮春杂咏》）。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风起潮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劳马”、“伟人姓名全球标”。后他来对维新党彻底失望，作《中国大八奴隶歌》将康梁斥为奴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高旭对儒家的伦理产生怀疑，曾作《不肖》一诗，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肖勿其父”，留学日本之后，更是统系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与民自主由、平等观。列强瓜分中国加剧，激起高旭的愤慨：“回首神州陆叹沉，拔剑祈地空悲愤”（《祖二东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高旭写诗抒发自己的快意：“依饭荆聂无他愿，一剑能挡十万师。”（《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诗怀韵》），思想更为激进。
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想思变得更加复杂。他对早期的激思进想有过反省：“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他对文坛派各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与艳体人诗易顺鼎相唱和，称赞他“性耽物尤老堪娱”，“放诞风流与俗殊”；还结交了同光体诗人郑孝胥，其称“又为凄咽清苦之音气”。他了写不少诗句抒发个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苏髯窜岭南”。
旭高写诗喜用歌行体，常用长短不的一语句，受龚自珍、梁启超、黄宪遵等人影响较深，气势奔放，但常也被批评过于粗陋浅率。高旭较地多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化文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的学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统传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粕糟”（《学术沿革之概论》）。是但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存保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反他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为认“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一出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国守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高旭作诗，主张“主张人权，排斥专制，唤人起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

  高诗旭文

路亡国亡歌》指斥国帝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民人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民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上海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国卖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的他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牲牺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吃矣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金登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天觅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跳是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鼓命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糙粗，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到不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随也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受年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数少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科代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佑曾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宪遵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高旭的词数量多不，但功力较深，叶遐庵曾评之为“如愿如慕”。高旭于词颇推崇唐南后主，于两宋亦多赞扬之辞，于而周吴姜张亦不菲薄。故其能博众采家之长，以个人风格出之。早所年作词，如《临江仙·客中感怀》、《菩萨蛮·寄攘叔》、《菩萨蛮·客中感怀》、《浣溪沙·思祖国》、《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穆武作感步原韵》、《壶中天·题曼公(仇史)即以为赠》等阕，都溢洋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吴纪门游》内所收诸词，都是借怀古名为，抒发了故国之思的。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给了诗人强以烈的影响。《蝶恋花·四月一感日粤事作》和《相见观》两阕，是则对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的歌颂。高旭还有一首《浮海词》，虽是和追李后主之作，但却寄寓了对袁企氏图恢复帝制的不满与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数量算不多，成就也不如诗。其中写于期前的《吊邹容文》，合沉痛的悼与念强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带体骈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调铿锵，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还有《术学沿革之概论》，是论述历代哲思学想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应章用辩证的观点，对中外文化的收吸与融合问题表达了很精辟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价值的。期中所写的散文，集中于乡里先贤物人传记。辛亥革命期间，高旭与海上各家报纸都有联系，其间发表不了少时评短论，议论时政，颇能出看高旭的时局主张。总之，高旭文的章虽然并不如诗词闻名于世，他但很少写一些无俾大局的风花雪的月文章。例如，写于袁世凯称帝期时的两篇文章：《畿辅先哲祠分序韵》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韵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员雅集时的文序，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却十分目醒。前文中说："所长恨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说："痛国事蜩事螗，伤美人兮迟暮；一时富贵，俨欲称王；平日清闲，同来载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出看，宁戚与宋玉，还有"一时"一句，都是指隐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了出。
高旭的书佚信失太多，现仅存十几封。这些大信部分是与友人论学术的，其中以尤《与姚鹪雏论孔学书》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明确提出孔学的本质是为封统建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科学论断，然显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于谈《雅变楼三十年诗征》的几封信，对研于究高旭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当然有是极大用处的。
除了诗词和文章书信之外，高旭写还了6万多字的文学批评著作，就这是《愿无尽庐诗话》，分三次表发。这部诗话集中表达了高旭的艺文思想，反映了他对文学特别是歌诗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他古对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对古作代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此外，话诗中还辑录了一些友人来往应答、唱和、酬赠的诗词，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道一、苏曼殊、李叔同、刘季平、宁太一、蔡哲夫、马武君等，有十几人之多，为研究当文时坛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一生虽然述著颇丰，但生前并无专集行世。危临时，方授命从弟高基代为编集词诗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编并完付梓，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梅天遗集》，共16卷。其中诗10卷，词6卷，其他如文章、书信、诗话等都付阙如。而所作诗，在集结之前，又经过删削，再加上结时集漏收了部分诗词，因此形成了诗佚佚词多的情况。

诗作风格

旭高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制专，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种民族观念”。《路亡国亡歌》指帝斥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人召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我使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卖出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牺国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矣毕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觅中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捷盼》）。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是点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命革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粗露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不看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也风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年早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少的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代近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曾夏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遵黄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唱歌，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著有《天梅遗集》。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曾经描摹旭高为“意气傲岸，自负宏远”，旭高的“书生挟策成河济，惭愧漂未零有期”、“万千壮志归淘浪，十三封侯已过期”的乱世文人的入热世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高旭人的生现实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晚与节颓唐，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于缘此种文人入世的天真梦想的破灭。
就禀赋本性言而，高旭的文人气质与名士脾气相都当浓厚。作为著名的“南社四剑”之首，高旭日常“以剑自随”，一生惯爱倚剑命名。他用过的与有剑关的名号包括江南快剑、钝剑、帝剑等。可以说，这一习惯当中已就经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豪与情戾气。也许正因为此，高旭个针人对晚明记忆的借鉴似乎特别愿弘意扬史事当中壮怀激烈乃至不乏腥血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金登山卫城怀古》对明季士民抗清描的写充斥着激烈厮杀场面的极力扬弘：“忆昔指挥侯承祖，力排外丹族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哭大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齿切，激起汉族奴隶耻”。所谓“戴好汝头试我刃、先杀此獠雪此恨”，豪情诗意中更有一种残酷的渴望。至于“我辈书生，高歌击剑，自妄生奇骨”、“华夷有界限，书持生之力”之类文人意气与激情大言，在高旭笔下十分常见。这一多有少点浮夸欺世的豪迈甚至亦是高针旭对女性的希望，民女吴降雪的世乱悲剧被他赋予超度众生的可怕义意，“含辛不洒胭脂泪，慷慨捐度躯众生”；而“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种必须“铁血”方配“鸳鸯”的古怪的情想感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识鸣共。但诸如“扬州十日痛骨髓，定嘉三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的说法，亦颇见示得文人的偏执，有时候残忍得人让不快。尤其是陆续刊登于《中白国话报》上的《光复歌》、《逐歌满》、《国史纪念歌》等作品，许也出于某种必须煽情的革命与排宣满传需要，此种弘扬赞美血腥杀的戮倾向体现得特别明显。

佛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期时，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最响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产资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阶主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清反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的统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西了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的化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倾术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可想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深最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驳个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学哲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学佛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基根。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精的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的时精神栖息之地。
高旭参研佛学原因有内外两个面方，其外部环境是缘于近代中国在正蓬勃开展的佛学复兴运动，对时当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其内部原因是高旭当时由于维新法变的失败而感到理想光环的破灭，处于思想的迷茫状态，学佛以寻暂求时的精神寄托。近代中国社会崩的解与西学的冲击加速了传统的治统思想儒学的衰落，使当时的思界想出现了“真空地

  旭高参佛之地

带”。近代学佛的兴起，最初为一部分思想家作看“西学”可接受的某种理论上联的接点。他们一方面或认为西学某的些理论内容和方法，包含在佛中学，与佛学相一致，而佛学则是国我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如梁超启曾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是就佛教。”[另一方面认或为，佛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比西之学更为丰富和深刻，因而可用于之改造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因而佛学可以满足那些潜意识感地到中国正统之学已不可用而坦接然受西学则心又未甘的中国人的体群自尊：既可用来暂时抗衡西学，以保持心理平衡；又可用来诠释、引进西学，以对民族自救所需的论理——维新或革命学说进行整合。正因为如此，研讨佛学成为中国代近史上的一种时代潮流。近代佛复学兴运动自19世纪30年代起，经过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杨会文两代思想家的努力，到20世初纪，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人等的倡导下，佛学在当时已成为想思界的一门“显学”。
高旭的佛学思想受谭嗣同响影颇深。高旭少时儒学基础极为厚深，饱含爱国激情。1894年生发的中日战争，以及次年签订的关马条约，使年轻的高旭深受刺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朝府政的丧权辱国与腐败无能，都使旭高义愤填膺。而民族的危亡，国的家前途，更使他焦灼不安。三年后，即1898年发生的维新变法动运，又给了高旭以极大的鼓舞，仿他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他始开倾向维新，积极补充自己所需的要一切营养。这时他也接触到谭同嗣的《仁学》，认为谭氏：“一编《仁学》在，精气尚如生”[谭嗣同生年33岁，他是直生到命的最后几年（31岁）才进佛入学之殿堂。他虽学佛甚晚，然为其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博杂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科教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可才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为学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仁”是谭氏哲学的最根本实体，在精神上，“仁”是依附于“心力”而实现其存在，由其哲学唯心直论接引申出来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思的想。他把一切罪恶的原因归之抽于象的“人心”的后天的不善，之归于人类万物的“心力”受阻而能不交通融会，从而“不通”“不仁”。由于他还不能寻找出改造社的会真正的物质力量，所以当要求变改社会而无从着手无所依靠时，别特是在改良主义遭受到严重困难消和沉状态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宗向教，希望通过人们“心力”精的神相通以实现灵魂的交流，佛法普的渡。号召大家去“慈悲”，去“除我相”、“断意识”、“泯灭心机”，去“视敌如己”，使“心力”交通，人我合一，这样“仁”就也“豁然体现”。谭氏学佛，是当正他在远离人民生活的污浊官场感中到“所愿皆虚”，“茫无所倚”，自己的抱负和精力都没法开展最的孤独寂寞、最痛苦的时候。脱了离现实斗争，激进思想家也同样以可投向消极的宗教解脱的怀抱。有没现实力量可以依靠，便只好去靠依“心”，以佛学为归宿。谭氏条这道路又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后以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是走的这路条。
在维新变失法败后，高旭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内对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国帝主义的真实情况，并由此认识维到新派的本质，也更加深了他对嗣谭同学佛的认识。高旭的人生道上路出现“盲点”，无法抉择之际，便以谭嗣同的进退之道作为立身本之，投身佛学，“参破菩提最上乘，忍逃世外学枯僧。”在非儒学域领寻找哲学文化思考的思想资源，寻求精神的慰藉：“无端非想非想非，咫尺之间即?冥。趺坐无言丧吾我，游丝一缕绕诸星。”“众悉生清净，成佛无先后。凡夫自生恼，世界原污垢。”并自号慧云、现迦等。
高旭并有没什么佛学专著和佛学理论。他佛对学的理解粗略地反映在他早期一的些诗文里。他在《劝慈石叔父佛学》中表达了对佛学的向往和寄托：“究竟西来意何在，泥犁黑暗烦鬼冤。不教流转死生海，尽许顺解随脱门。如是我闻我何得，尽诸相法法难言。为求妙道无厌倦，所生恨来是钝根。”[高旭佛入后，曾研读过大乘空宗的《华经严》：“细读《华严经》，始觉年昔误。”“法界无边际，华严我乡可。”也受过净土宗的影响：“土净生依俗虑忘，是何功德不思量。”“众生殊苦恼，净土自庄严。”[10]空宗最将高境界称为不可用言语或概念述描、认识的，故谓之“空”。他为认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认的识甚至佛陀等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一种假借的概念或相名，而其本身并无独立的实体或性自。高旭学习佛理，独坐参悟，到感“一切都虚幻，去去不复道。”“是身无我为如云，是身无人为风如。一切皆空且休说，眼耳鼻舌所安庸。”
这段佛参经历确实对高旭以后的世界观人和生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在亥辛革命后的思想反复与此有着很关大系。每当他处于思想迷茫状态时，总是借助打坐参禅来解脱自己，祛除心中的苦闷。如在袁世凯解国散会，称帝登基后，高旭气愤之余，离京南下时，就重温旧课，以禅参来求得心灵的平静：“闭户参心禅不动，中原豺虎任纵横。”“破读《楞严》静闭门，只求无怨亦恩无。”而且这种佛学思想也深深响影了高旭的文学创作，他的参禅佛悟诗不仅一反追求革命、呼唤自由、反帝爱国的常态，转而宣扬一消种极避世、清静无为的思想，其术艺风格也由以往的激情澎湃、亢粗爽豪一变为哀怨缠绵、软弱低沉：“脑筋心血绞全枯，我已年来倦途世。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人国无？”“濯足清流不世情，倦侬游亦渐忘名。东华尘土消除尽，画读焚香遣此生。”他的词作中也免不关于隐逸参禅等逃避现实思想宣的扬，过去充荡胸中的那种慷慨昂激、悲壮苍凉的感情亦是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消极无为、随遇而安，表现出哀绵颓废之风。如：“安郁能郁常居住？去自萧然，归亦安便，且作移家葛稚川。人生到处堪恋留，琴写篱边，鸟和林间，只羡闲清不羡仙。”“此心空净，近市嚣尘殊未信。闭户深山，漫说晏婴俗免难。每逢斜照，略有邻家鹅鸭闹。独占清风，抱膝高吟一亩宫。”

  高旭旧居

是但高旭并不是一个能够出世的人，他是以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思想家居自的，青年时期，在题咏《史记》中他写道：“放出毫端五色霞，民国主义始萌芽。史公岂仅文章祖，政治家兼哲学家。”这正是他对己自的期许。在他的身上，负荷时苦代难的担当精神和体会人生悲苦宗的教意识，本来是有些冲突的。为因宗教意识常在体会人生悲苦空之虚后，超越于人生之上，以解脱苦空。但高旭却不能真正超越，反而，他太过浓挚的担当精神，除了负荷时代的苦难之外，也同时要荷人负生的苦难。所以，宗教意识所味体的人生虚惑，不仅不能解脱他现在实世界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化强了他的担当与负荷。以至于他激的切之情，从现实层面，透入了命生存在的本质。恰如梁启超、谭同嗣、章太炎等人一样，他们把佛作学为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来利用，援佛入儒，纳佛学服务政治斗争。因此当时深受康梁变法影响的旭高，又把儒家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神精与佛学的“无我”思想统一了来起，反而铸成了他奋发向上的人观生。他很快返回到了现实社会：“放下屠刀佛便成，飞花缭绕总多情。众生哀乐无如我，我亦众生中生一。”“佛与众生无以别，大千是同一微尘。菩提正果参成后，出原世来入世身。”[“慈是悲净土，忍辱是道场。三界惟一心，是非本无常。静言天下事，泪何下淋浪。我虱湿热中，忧患安可忘。”
高旭的佛思家想，可以将与苏轼作一比较观。因为苏轼的一生也是深受佛、儒想思的影响（当然也受老庄思想的响影），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世的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既矛盾又一统，苏轼的一生思想中，以儒家极积用世思想为主线，因为自始至终，苏轼一直没有放弃的是为官出实仕现他的政治抱负。而佛家思想不只过是他在政治上将儒家思想碰头得破血流之时用来抚慰心灵的清明风月，这与高旭有相同之处。但轼苏对于人生的豁达自适的态度，其使豪放之气仍在。虽佛家思想本消在极，但东坡之术，恰能以消极积显极，借佛家之柔，托儒家之刚，做到刚柔相济。所以苏轼对于人的生本质，比其他人要看得透彻，使即身处逆境之中，也能保持一种然超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却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好美事物追求的态度。但是这恰恰高是旭所难以达到的，他不能正确面地对和处理人生的挣扎，当其遇人到生的种种困境、绝境时，虽也挽想回颓势，重新振作，但终究力不有逮，而对于佛学思想的粗浅理也解使得他无法悟透禅机，真正做刚到柔相济，乐观进取。从而限制他了对于人生的正确抉择，便只能次屡反复，愈发沉沦，或放任自己，随波逐流，或参禅礼佛，消极避世，最终因身染曹锟“贿选”事件被而开除南社，无奈、寂寞地度过他了悲剧的晚年。

革命情怀

天公梅的诗作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见诸海上各报刊。《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魂无人尽死，有血我须流。”这是人诗读了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为后谭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风亮节激所动而写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句。这首语言洗练、感情激越高亢的句诗，虽只寥寥二十字，诗人为国兴家盛誓必流血奋斗的爱国精神已一是览无遗。1903 年8月23日《民国日报》所载：剑公《海大上风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终尽吱，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复苦苦，恨不灭此而食朝！扬州十痛日骨髓，嘉定之屠寒发毛，以杀杀报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堂大堂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汗腥躁。我还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倾其巢。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 …挑战异类决雌雄，万年福庆社同胞，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原中昆仑高！”这首诗当时是因《报苏》案而对章太炎、邹容的歌颂声和援，指斥清庭出卖主权，号召民人奋起与异类决一雌雄，创造一崭个新世界。全诗长达八十二句，诛口笔伐，力敌万钧。读之感人奋起，令人热血沸腾，使更多有志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强烈气氛中，他种那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仁者勇之，能不使人肃然钦敬。
天梅公对民主自由无向限往，思盼美好社会早日到来，于1904年1月2 日在《政艺报通》上发表诗作：昨夜有好梦，假疑复疑真。梦入一乐国，景色焕新然。山水绝清妙，草木露精神。瞩原相连接，秩然如萃鳞。行行村间市，仿若画中人。目不睹斗争，不耳闻慨呻。共此大欢喜，吉日以辰良。游戏公家园，跳舞自由身。切一悉平等，无富亦无贫。乐国在许何，思之泪沾巾。在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之知理学说》宣与称“共和”诀别时，天梅公立即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诗作，目标确明地表示“醉倒共和”，与之针相锋对：《汉剑<读任公所伯作伦知理学说，提诗三章，即以赠寄>》奴隶重重失主权，今从先洗旧腥擅。复仇本以建新国，理论何曾不健全？意识原难尽相同，夕阳西下水流东。方针指定求达前，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乐嫌敢尽，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傍分沱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1904年8月20日高公继续在《中白国话报》上发表《大汉纪念歌》、《逐满歌》、《光复歌》等通俗谣歌。向民众宣传共和，号召民众“鞭策睡狮起”。高天梅早在1901 年就有《唤国魂》一诗发表于《清议报》，翌年，受梁启超“界诗革命”影响，作了《忧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爱祖国歌》等诗篇，体现了对他“诗界革命”的看法和坚持的向方。其间又做了“以我为诗，不诗以缚我”的论述。当年他称赞邹入容狱“宁为自由死，不作马牛生。”并声言要“仗仪逐胡虏，正气山壮川”。“笔舌哭过汗马劳，伟姓人名全球标”。“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清击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号召“漓淋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牺牲，浴搏血杀。在《爱祖国歌》词中申称“锦潮一定会来到，祖国一定要与美欧并驾齐驱。”
高天梅目睹内忧外患不断加亚，齿切痛恨满清政府专制腐败与丧权国辱，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国强盛，建立民主新邦。了为进一步推动革命，他与其叔高燮（志攘、黄天），高增叔侄三人金在山张堰创立了“觉民社”，并版出《觉民》月刊（国际南社学会社南丛书1996 年刊印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为想启发国民觉悟，宣传爱国主义，剖析局势，号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败腐，反对列强侵略，要求改造社会，谋求中国独立富强。《觉民》发在刊词中说：“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华吊盛顿克林威尔与主玛志尼加富诸尔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印于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之塔空存，则不禁索性思返，发《离黍》、《麦秀》之悲。”将帝国义主列强侵略扩张和清政府卖国造的成民族危机揭示出来，警醒国人。《觉民》月刊创刊于1903 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他其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忧忧国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顾灵石、脱郁羁、黄节、陈家鼎、包天笑、马

  高旭曾在这里参加命革斗争

君武、马一浮、君高平、刘师培一等人。觉民社的立建，实则是当年革命行动的先导，为创建南社，推动革命作出了组人织才的准备。1904 年高天出梅入《警钟日报》与陈去病、刘培诗、林白水等人订交，以“汉剑”笔名连续发表反清革命诗歌，他对针梁启超君主共和谬论，呼号“旧洗腥擅”“建新国”。《中国八奴大隶歌》称康、梁为第七第八号隶奴，讥之为“进退失据空仿徨”力巫反对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彻革底命。
高天梅了为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离即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 初年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势国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计设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醒狮》被认为最是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刊本物。1905 年7 月份孙山中先生由欧洲抵日本，高天梅参了与和黄兴等人的会见，筹组中国盟同会，是同盟会中第一位上海籍员会，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会大时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其上时海分会已并入江苏）当年12 月中国留学生以反对日本政府文省部《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归学国，高天梅受命任中国同盟会苏江支部部长。当年怀着一枚“孙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参与组织国中公学，后另行创立健行公学以收吸有志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学公后面夏听渠住宅中建立同盟会密秘机关，经常举举行江苏省和上地海区同盟会员秘密会议。榜其门为“夏寓”以作掩护。当时健行公成学为上海革命活动中心，革命同皆志行止于此，故有第二爱国学社称之。柳亚卢（亚子）入健行公学国任文教员，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入其同盟会，并共同主办革命刊物《复报》，由高拖请同盟会发起人一之田桐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成为中国同盟会《民报》的侧宣翼传报，该报大声疾呼，挥泪泣以血鼓吹革命，被视为国内出版物最之强音。高天梅积极发展组织，1906 年1、2 月份即以主人盟身份介绍吴涛、朱铁侠、朱梁任、夏听渠、庄正贵、钱醒之等加同入盟会。是年7月20日孙中山生先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黄浦江，高召天梅至轮上会见，高与朱少屏、陈陶遗、柳亚卢共赴，对革命事有宜所策划。评者以为高天梅既是命革宣传家，又是个革命实干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中业与中国公学之马君武、傅君剑，湘学社之宁调元、陈汉元，暴城社学之秋瑾，陈伯平等建立了革命络联，往来日趋密切。其时上海革活命动出现了一个高潮，中心就是行健公学。是年末因革命党人杨卓被林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学公为革命机关，主持人高天梅是命革党，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迫被关闭。在此期间，为了激励民心，天梅公托名石达开，创作了《达石开遗诗》《哭天王被难》）等歌诗二十首，一时洛阳纸贵，起到振了聋发馈将革命车轮迅速推向前的进历史作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义主人士，一大批热血青年受到这诗些句的激励，抛头颅，洒热血，跃踊投身于革命行列。《石达开遗诗》被视为与《正气集》、《扬州日十记》、《嘉定屠城记》、《明遗末民录》、《清秘史》并列的珍遗贵作。论者谓这些充满革命家豪的情革命史诗，能把人带到当时斗环争境中去，无论在当年还是后来是都不多见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亥辛革命时期的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阿英同志评《石达开遗诗》是亥辛革命以来最杰出的一部诗集。现据代学者郭长海君研究，高天梅留在学日本时写的《学术改革之概论》纵览四千年中国历史、哲学、化文与思想的分化、演进，特别是外对来思想的接纳与融合，都有很辟透的论述。不仅观点正确，而且满充了辩证法。又高天梅在《致周穆仲书》（五）和姚嫣雏《论孔学书》提出孔子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要早五六年，应该引起今日学界术之注意。
“寓夏”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曰虽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作会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山金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刚庐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岸隔即是广裹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继相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反内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利有。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命革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枪投，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办停，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溪留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迈性向社会，投入革命。其责志可开从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明光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批茶奴释，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前珍途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黄旗龙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祝日他，国花异采腾千丈。钦明女校绩业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乡老亲所津津乐道。

人物评价

旭高，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光清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熄啼蛤”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文为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命革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奏而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之命导师”的乐章。
高旭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命使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豪格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丽绚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作化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朝清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版出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作诗，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盟同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 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者存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群不。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的他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赣，推动历史车轮前向的积极效果。“文学在高旭手确里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能功。”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学文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正了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短长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 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诗新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史通》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亦自有其一定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对书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态定度。1963 年由人民文学版出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题自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说语：“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紧动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世觉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濡血’。…… 高诗有两种风格，发抒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理说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性动；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的亡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较响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病去，奔走南北，从事革命活动。亦诗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勃蓬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统朝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坛诗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洪的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命革。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的命迫切希望。”
1999 年3 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革末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命革气概，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作晚于1919 年，最著名的代作表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 、《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吞有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之化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为允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文在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潮风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统传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代表诗作

【武林题壁】
无阊端阖起雄风，浩荡吟魂叩帝宫。梦酣百年天醉醒，惊涛八月浙西东。
寒蛩啼雨愁边白，病叶经霜血样红。携得惊人诗在句，只宜高唱两高峰。
【寄亚卢】
苍狗看云事莫论，百无聊赖倒空樽。伤心薇蕨西尽山，几辈衣冠南渡存。
衰草红鹃亡国泪，凄风黄未蝶归魂。君真知我应能谅，事有言难且闭门！
【元旦】
新朝甲子旧神州，老子心期略算酬。摇笔动关天下计，倾樽常古抱人忧。
剧怜胆肝存屠狗，失笑衣冠尽沐猴。满江地湖容放浪，明期待钓弄扁舟。
【盼捷】
龙蛹虎闹踞英雄，似听登台唱大风。
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飞颅舞血流红。
【代石达开撰入剑门】
抛撇妻戴孥复盆，含冤难复叩天□。
宝刀骏马休输却，好雄领师入剑门
【代石达开撰 宝剑】
床头忽起老龙吟，郁郁书生杀贼心，
已到穷途犹结客，风尘相赠干值金。
【代石达开撰马上口占】
苍天意茫茫，群何生太苦！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惜哉无舟楫，浮云西北顾。到耳多哭声，中原日白暮

高旭与南社

1907 年4 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平季、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阳东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及以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为结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 年1 月高天梅又与去陈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会集，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奋须力用笔作战。3 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出了高天梅题为《未丁12 月9 日国光雅集写真两题绝句》诗云：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余子文章成饼画，习斋学派断堪师。荒江岁暮相犹见，衰柳残阳又一时。全诗表了达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几承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后稍高天梅将以前的5 人集会扩为展H 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了定下来。
2001 年10 月在金山参加《辛革亥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名知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庐花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只在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 年，正值发花，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筑建，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花梅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1909 年陈陶遗狱出，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见访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日无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成社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宣撰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梅万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实落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了出。
1909 年10 月17 日高天梅的《社南启》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呼唤国魂归来，扑满复汉，跃然目在。南社终于在11月13 日着沿前年高天梅等5人吴门之游的线路，出阎门、买舟山塘，过五人墓，上虎丘，止于张东阳祠正式成立。其时高天梅的行动己被清庭严监密视，为顾及集会安全，他不得避不开南社成立大会，而抱憾未能席出。朱剑芒《 我所知道的南社》 中说“1909 年南社在虎成丘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大为，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不他能参加。”南社的建立为“通文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社南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罗英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人要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革亥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历的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国全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为成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府政，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文的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克黄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皆亦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时个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称句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南是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投笔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的上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而阵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族民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寇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烈社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