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出生于北京，自幼习画，曾上山下乡。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等。在文学、影视、美术三界均有建树。
□傅小平
1、“顶风作案”挑战写真爱
傅小平:相比你之前的创作，感觉新长篇《天鹅》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总体上说，语言风格从浓艳转向素雅了，写作姿态由颠覆而趋建构了等等。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徐小斌：其实你若是细读我所有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就会发现我的每一部都风格迥异。并非我有意颠覆，而是我所写的每一部小说，其风格都是根据题材决定的。最初的长篇《海火》因为写的是大学，所以叙事风格有点学生味；《敦煌遗梦》写宗教故事，所以比较神秘；《羽蛇》写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文字是我比较习惯的华丽句式；而《德龄公主》是历史小说，所以用了一种明清小说的手法，甚至有人说有些句式很有《红楼梦》的味道；《炼狱之花》是当代讽刺小说，因此用了当代年轻人的语言；而《天鹅》，我一开始就自我定位为白描式的朴素手法。
傅小平:以我的感觉，在当代写真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持续不断地为爱情祛魅。一般写到真爱，作家们会把故事背景回溯到古代，而即使是以当下这个社会为背景来写真爱，也似乎严肃不得，而非得带上点王朔式的雅痞，才给人感觉合情合理。然而《天鹅》诠释的这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对爱情的一次认真而严肃的追问，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徐小斌：哈，写这个小说我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明知不可为爲而为之。
我在小说后记里也写了，最初的想法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典时期曾经有一对恋人，男的疑似非典被隔离检查，女的冲破重重羁绊去看他，结果染上了非典，男的反而出了院。男的照顾女的，最后女的还是走了，男的悲痛欲绝。这个错位的真实故事让我心里一动。当时想，哦，原来中国也有可能上演泰坦尼克式的爱情。那时就想写一个关于真爱的故事。
傅小平：灾难里发生的爱情故事，对你无無疑是个很大的触动，马上就动笔写了吗？
徐小斌：没有。磨蹭到2005年我才动笔，写了六万多字就写不下去了。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有了极大的改变，我深知，假如正面写一个真爱的故事，对于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的爱情观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我就放下了。
傅小平：看你作品发表的序列，这中间其实你并没有闲着，而是穿插着写了社会讽刺小说《炼狱之花》。那后来怎么想到回头来写寫《天鹅》？
徐小斌：2010年，我重读之前写好的六万多字，觉得依然有一点点能打动自己的东西。我下的决心是：用个人化的青少年与整个世界的中老年对抗，哪怕真的是以卵击石粉身碎骨。就像我写《炼狱之花》时决定不合时宜地充当《皇帝的新衣》里那个道破真相的小孩一样。
2、爱情是人之神性的唯一遗存
傅小平：《天鹅》里有一种古典的诗意，一种和谐的静美，体體现了你很强的控制力。这一点在性描写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给人感觉覺自然干净，直接而美。
徐小斌：过去老说文如其人，后来又说文与人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在写寫性这一方面，其实是最能看清作家本人的。也就是说，作家本人的内心究竟是龌龊丑恶还是干净美好，在性的描写上会一目了然。姐弟恋，非常容易给人不舒服的感觉。这里面就远不是技巧能掌控的问题了。
我不敢说我内心多么美，但至少是干净的。且我从小就对猥琐龌龊的人深恶痛绝，而且不知怎么回事，我对这样樣的人似乎有一种穿透力。我甚至觉得猥琐伪善比大恶更加恶惡心，因为比大恶更有欺骗性。
傅小平：在你多年前的小说《羽蛇》里，也曾写道：爱情是神性在人身上唯一留下的东西。
徐小斌：我是坚信远古时期有一个人神共生的时代，否则那些奇异的梦、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的事情就不会會存在。
我想或许在远古时代，灵长动物中有一支，深得日月精华、造化之功，才成为万物之灵的人。人就是自然界本身孕育的孩子，和天空大地流水，和鸟兽森林花朵没什么两样，人可以和天地万物进行对话和神秘的感情交流，所谓自然界，就是神界。
傅小平：何以这么说？很多人讲万物有灵，那通常只是一种移情的说法，一种未经证实的一种很主观的判断。
- 上一页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