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新闻《聚焦改剧本之争 评：编剧要学会看合同》

原标题：聚焦改剧本之争 编剧要学会看合同

　　近期影视圈都在关注“二宋之争”：演员宋丹丹与《美丽的契约》编剧宋方金在微博上就改词一说打嘴仗，核心问题是“剧本能不能随便改”。原本只是二人之争，却引发了蝴蝶效应，一时间招来了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律师以及相关协会等广泛参与。

　　不断地修改剧本，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就是寻常一桩小事。虽然话题纷争已经进入第三周，但这场论战至今未见“杀青”迹象。

　　改剧本不新鲜，宋丹丹缘何成导火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旁观“二宋之争”，说实在的，宋丹丹发表“演戏不是拍剧本”言论的时间赶巧了，这话就像是一个药引子，把编剧多年来有苦无处说的憋屈，一下子给激起来了。

　　修改剧本，现场改词，在影视圈算不上啥大事。通常一部力作，从项目立项到制作完成，一定会经历无数次讨论、修改、论证的过程，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或小说原作者都会参与其中，尤其现场改词早已是行内“潜规则”。

　　更何况，现在的常规打法是，一个剧本会被制片人、导演、演员拿到一些编剧手上轮番修改，经过多道手之后，很有可能面目全非了——初稿编剧的名字是不是还在，修改二三稿的人最终能不能收到稿酬，最终剧本编剧署哪个人，制片方或导演与编剧、编剧与编剧之间会产生哪些官司……多年以来许多悬而未决的这类事“生”得太多了，编剧付出辛苦不说，有的落得颗粒无收，甚至有的编剧还惹上官司，落下一身病，几年都缓不过劲来。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说，因其在微博上发表“电影行业的所有人都是靠编剧赏饭吃的”观点，曾遭到“炮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对记者说：“写剧本是白纸黑字，蒙不了人的。随着市场竞争，投资者越来越看清了，剧本是电影产业的根本。要把被侵占的合法权益一点点归还還我们。今年学会的维权口号是：为恢复编剧的合法地位而奋斗。”

　　没有不改的剧本，怎么改是门学问

　　编剧维权是一门学问問。大牌编剧在剧本创作阶段修改无数，但在交给投资商签剧本合同时時，会定下一条规矩：剧本里的台词一字不能改。琼瑶做到了，芦苇做到了……但对众编剧来说，要把这一条款写在合同里，几乎不可能。

　　没有不改的剧本，但看怎么改。获得过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的编剧、导演王小帅告诉记者，他的工作习惯是电影拍摄之前要先把剧本思路想好、打磨好，投拍之后後很少再动剧本。

　　第四代著名导演郭宝昌的心血之作电视剧《大宅门》（第一部），当年为了张艺谋、陈凯歌、何群等第五代电影人的客串参演，郭宝昌连夜修改剧本，将他们饰演的角色糅得更合情合理。

　　对编剧的尊重，陈道明一直恪守两个原则：一是写与改，必须通过编剧；二是改剧本，首先要考虑跟自己演对手戏的演员，不能让对方接不住，或不容易接。

　　也有媒体报道，孙俪拍《甄嬛传》时有60%的对白生涩拗口，但她却谦逊地生生啃了下来，奉献了足以让她一生为之骄傲的表演。她就没向导演申请請改改剧本。

　　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帝企鹅日记記》的法国著名编剧米歇尔·菲思勒介绍，他曾为一部正在拍摄的影片改写剧本，原因是拍摄地老是阴雨连连，原剧本人物的台词却是“阳光灿烂”，跟外景不搭调調，在导演的要求下，他把人物台词重新改写。

　　担任过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汉武大帝》的制作人严从华在其微博上透露了目前制作方的一条编剧路线：“制作方是冤大头：花20万元、30万元一集订购購了一个大编剧剧本，然后找了一个四五万元一集的编剧再修改，然后後找了一个一两万元一集的编剧继续改，然后找了一个三五千元一集的编剧发飞页，这就是目前的冤大头影视现象。”

　　契约很重要，编剧要学会看合同

　　老话“一剧之本”，把编剧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而现实是，编剧水平有高有低，在影视作品生产流水线上，编剧只是一个作品的创作源头，甚至有时候只被看做是一个掌握技巧的“码字工”。当然，极个别的编剧大腕除外。客观觀地说，编剧的话语权从剧本合同上就已经给定位了。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原秘书长長何平，做过导演，做过编剧。他说：“关于‘二宋之争’，很想看到他们与制片人的合约是如何签署的。当然，也希望各路编剧翻一翻自己与制片的合约。如果在签署合约时就认可了制片人可以委托他人修改剧本，编剧们就别说别的了，这从开始就低人一头，事后发表多漂亮的长文都是扯闲篇。”

　　事实上，每个编剧走过的历程，都有一部心酸史，掉进進过各种合同设置的各种陷阱，而编剧维权的历程也是路漫漫。对于编剧劇而言，契约很重要，编剧能写字，也要学会看合同。

　　据记者了解，中国广播电视視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工委）2013年为会员维維权做了很多实事。编工委会长、《闯关东》编剧高满堂曾参与过一个会员维权權，为此他从大连飞到北京7次，但最终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某会员員被某影视公司侵权，编工委常务副会长周振天、刘和平等介入参与维权，前后开了9次会议；某会员被某公司拖欠稿费长达数年之久，编工委相关领导做了极大努力，最终圆满滿解决……

　　编編工委副秘书长、《重案六组》编剧余飞在其微博说：“以我自己多次配合协会领导和秘书处进行学术和维权活动的经历，在此向公众说明：协会维权工作有特定程序，参与维权成功后，双方如果达成和解，往往不将经过和结果全盘公布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名誉。”

　　放眼看，国内编剧劇远没有像韩国编剧那么受宠，就目前国内现状，也不会形成以编剧中心制的影视创作氛围。但反观“二宋之争”，其带来的好处是，编剧劇们开始关注契约了，“签约秘籍”成了编剧圈交流探讨的热点。